在1964年举国欢庆建国15周年的日子里，首都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株革命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奇葩。它撷取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一些重大事件，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这部艺术精品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下集体创作出来的。
（一）
着手创作时，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歌颂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功绩，这是总的指导方针，也是作品的主题思想。他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写出来的，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篇章，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要敢于创造，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部史诗再现在舞台上。整个作品要贯穿一条红线———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从工农兵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发展起来的。要认真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表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一部艺术作品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和典型化。怎样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直接关系到充分、准确地表现作品的主题和演出的成败。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毛主席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学习和创作中要特别注意这三个问题。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努力在这部史诗中，正确表现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毛主席的论述是我们创作这部革命历史史诗重大情节和主要内容的依据。
（二）
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能否突出地表现出来，是周总理最关注的事情。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他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反复进行研究，务求达到尽可能的完美。他鼓励我们要敢于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他说：这本身就是革命，就是创造，就是文艺队伍的提高。但是艺术上怎样才能表现描绘好，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过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艺术上很少表现，除少数革命民歌外，没有一首现成可用的歌曲，也缺乏可供加工的舞蹈素材，时间又很短，凭空起楼阁是很不容易做好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多方收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民歌和革命历史歌曲，从中选择可供加工的作品或素材。
表现党的诞生“东方曙光”这一场，我从音乐研究所找来一首民歌歌词《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周总理认为可用这首歌词谱曲。他说：这首词说明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表达了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历史结论，这样更能表现当时的时代气氛。于是，就由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谱写出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我们又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在这一场天幕左侧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红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期形象的红旗，在两面红旗下，行进着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广大劳动群众英勇奋起的队伍。
在“星火燎原”一场中，我们起初只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出陈独秀的错误问题。周总理说：“必须指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他说：对我党来讲，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内因，否则虽然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不一样。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壮大党的力量，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地反映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根据他的这一指示，我们在朗诵词中补写了这样一句话：“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了。”
秋收起义则是与井冈山会师两个场面紧紧相连的。毛主席曾经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本来大家都认为应该有正面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因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周总理不同意，他郑重而又谦虚地说：南昌起义时，我们还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明确思想。不过当时参加武装起义的将士们的表现还是很英勇的，像一首诗中说的“贺叶南征胆气豪”么！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我们在表现秋收起义前，没有安排正面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这是为了更突出地表现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和毛主席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思想。周总理指出：除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外，还有一些地区也进行了武装斗争，凡是能够实行毛主席提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和正确的军事思想的都坚持下来了，反之就失败了。因此，我们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先出现雄壮的独舞，接着几对舞蹈演员持火炬上场，后来是多面红旗出现，更多的火炬上场引导群众前进，形成燎原之势。
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我们努力把遵义会议作为一个重场来表现。
起先，我们安排了一场《十送红军》的歌来表现红军长征开始时苏区人民送别红军的深情厚意。舞台上群众和红军穿插行进，依依惜别，十分动人。而对遵义会议，由于我们创作人员对它的意义理解不深刻，又认为表现一个会议很难搞，因而就没去设法把他突出出来。周总理看了，立即找导演提出意见。他对大家说：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匆匆走上万里长征的艰苦路程，不是有计划地转移，现在这场《十送红军》虽然排得好，但和当时的情景不符合。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突出遵义会议扭转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正确领导的重要意义和历史贡献，要重编。他强调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就把遵义会议的会场搬到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也可以，只要把这次会议伟大的历史意义说清楚，我就通过。周总理的决心，促使我们更加放心大胆地去探索、去创造。开始，我们在遵义会议的场景前面，加了一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表现红军战士们渴望毛主席重新出来领导革命事业的迫切心情。周总理看后马上给予肯定，说这个设想好。同时也指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也可以增加革命群众，因为是遵义县城，还可以增加城市贫民。他说：按照生活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关系革命前途的会议，更不可能知道这次会议将要作出何等重要的决议。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正确路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周总理说：这样来处理，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当时，在朗诵词里曾有“错误路线把革命引向绝路”的句子，总理亲笔把“绝路”改成“歧路”。他笑着说：如果走上“绝路”就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了。在处理时乐写的《遵义城头霞光闪》这一支歌曲的结尾时，编舞的同志根据朗诵词提供的意境，将舞蹈处理成为一艘破浪前进的航船。搞美术的同志运用幻灯技术，把天幕上的遵义会议大楼一下变成了一面飞扬的红旗，红旗上是毛主席像，红旗下是胜利前进的革命航船，场面壮观，情绪高昂。周总理看后赞许道：这艘航船设想得好！后来正式演出的时候，每当演到这里，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周总理指出：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的这个军队，不仅保证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将来还要保证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周总理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经历了五个阶段，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五次战争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阶段武装斗争的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要在《东方红》中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就必须把这五次战争都表现好。这五次革命战争构成了这部史诗的骨架，也是它的主要情节，但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我们描写战争是通过艺术形式把毛泽东思想和军事战略发扬光大，不是写军事教科书。周总理让我们着重研究这五次战争各自不同的特点，说只有弄清了他们的特点，艺术表现上才有变化，才有对比，才能感动人。我们的作曲家、舞蹈编导、美术设计师根据战争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那时产生的一些表现时代精神和革命气魄的优秀革命歌曲，多方探索，精心创造，终于没有辜负周总理对我们的期望，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各次战争的不同的特点。
在讲到北伐战争的特点的时候，周总理说：毛主席讲过，那个时候，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陈独秀是根本不懂这个问题的。那时毛泽东同志就十分注意抓军事，在他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讲军事斗争一直是重要的课目。毛泽东同志注意在工农革命运动中发展武装力量，他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了安源罢工斗争，后来便在路矿工人中建立了武装组织，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北伐时，中国共产党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革命军，成为军队的领导骨干。北伐战争虽然是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进行的，但实际上是共产党起了重大作用，否则不可能出现那样轰轰烈烈的局面。周总理非常称赞叶挺所率领的独立团在北伐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他说：北伐军中最英勇的就是独立团，这个团的各级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到处打先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一直打到武汉。排演时，听到《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首表达北伐胜利进军的歌曲时，周总理马上放声高唱起来。之后他高兴地说：啊，是这首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北伐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差不多人人都会唱。当时还有首《打倒列强》，差不多家喻户晓呢！周总理谈笑风生的叙述，使我们好像身临其境，这对我们的创作和排练是最好的启发和鼓舞。在“工农兵联合起来”这一场不仅出现北伐军战士、安源工人，还有妇女赤卫队上场，并肩前进。他看到王昆领唱《农友歌》时，很高兴，说她是20年前的《白毛女》，20年后的《农友歌》。
表现抗日战争，我们以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和贺绿汀写的《游击队之歌》为基调，既有宏大的群舞场面，表现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豪情壮志，又有灵活作战的巧妙计谋，表现了广大军民勇敢、智慧和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延安军民合作大生产的动人歌舞，更显示出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必胜决心，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处理解放战争这个段落时，我们没有具体表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而是着重描绘了广大人民支持解放战争的壮丽场面，并以百万雄师过大江作为重点，表现了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最后正面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的欢庆场面。这也是根据周总理的考虑作出的设计。最初我们曾设想表现北京的入城式，这是许多文艺工作者亲自参与过的十分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总理说，北京的场面在作品中已经不少。从全局出发，南方的城市也应有所表现，而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更深一层的考虑则是，三大战役的进行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是否进行渡江作战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当时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国际国内也有一种势力，想以长江为界，把一个中国变成两个中国。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解放军胜利进行了渡江作战，一举完成了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国的伟大历史任务。把北京入城式改为南京入城式，这一改变更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周总理有着从大局出发，考虑周到，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队在革命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宽广胸怀。
对抗美援朝战争部分。周总理也作了重要指示，我们用歌与舞突出了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在创作和排练遇有问题不能作出决断的时候，周总理总是坦率地对我们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把握，等我去请示一下少奇和主席。在长征一段中，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如何在艺术上正确表现，当时有些争议。有的同志主张，统称红军就行了，不必提3个方面军，舞台上讲不清楚。有的同志认为许多重要战斗都是一方面军打的，只提中央红军作为代表就行了，别的方面军的同志不会有意见。周总理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反党当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作战是英勇的，不应歧视。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也建立了特殊功勋。我们到陕北后，毛主席派我去接二、四方面军，我亲眼看到三军会师时欢欣鼓舞的情景。周总理虽然这样讲了，为慎重起见，还是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说，3个方面军都要表现，不要只表现一方面军。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提出用“飞渡泸定桥”一场表现一方面军，用“过彝族地区”一场表现二方面军、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次数多些，可用“过草地”一场来代表。在“陕北会师”一场，3个方面军的旗帜同时出现，舞台上3支队伍的人数也完全相同，使观众感到3个方面军都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经过这样艺术处理，毛主席的团结胜利的思想，得到了准确的表现，欢庆3个方面军会师的《会师歌》，还是周总理在我给他看的歌本上亲笔改定的。
（四）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周总理的关注是遍及全篇的，有时在朗诵词中，有时在情节处理上，有时则在人物的安排上，他都提醒我们要注意表达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例如大革命一场，周总理提出，一定要在朗诵词中写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容。有的看来是细枝末节，周总理也注意到了，例如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蒋斗争的一些群众场面时，他都提醒我们，上场的人物要注意包括社会各个进步阶层和民主人士，并提出要出现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
周总理着重阐述统一战线思想的地方有两处。一个是在长征中红军路过彝族地区时，彝族头人问题怎样处理，最初在这一场中曾经出现过头人，后来觉得不妥，将头人改为老人，把红军的一面旗子给了那位老人。周总理看到这个改动后，对我们说：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他说：遵义会议以前，王明“左”倾路线不讲统一战线，把自己搞得很孤立，使苏区、白区都遭到极大损失。遵义会议后我们十分强调讲统一战线。当时我们要北上抗日，不能团结少数民族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头人在当时也是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何况你不团结他，你就不能通过他那个地区，还谈什么抗日？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我们过去现在做的许多事也许在后人看来觉得可笑，但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会这样看待问题的。当时我们甚至还和头人一起喝了结盟鸡血酒么！其实送旗子也可以，是鼓励他们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压迫。为了抗日凡是能团结教育争取的，我们就把他们团结教育争取过来。周总理对统一战线问题的又一次阐述，是在作品的结尾处。原来脚本提纲中的结尾，只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个口号，周总理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组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是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反帝的力量共同奋斗，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是根本的，重要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这样教育我们。但是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没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无产者的联合也就不能实现，不能巩固。根据他的精辟阐述和具体指示，我们在最后一场中，除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这一口号外，增加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这个口号，写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这首雄壮歌曲。在国庆前，党中央发布的庆祝国庆15周年的口号，又加上一条“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时离《东方红》正式演出只有一天多时间了。我们想这个新提出的口号当然应该加上去，但技术处理上，要画新的幻灯片，天幕背景也要改变，场上人物要重新编排，时间太紧，怕搞不好，影响演出效果。在周总理主持的国宴招待会上，我向周总理请示这件事，他说：新口号能加上就加，如赶不及，不加也可以，由他向中央领导说明一下就行了。有周总理这句话，我们心里有底了。他总是那么体谅下级的困难，那么合情合理地处理问题，使人十分感动。最后，我们还是克服困难，把这条口号加上去了，当3个口号一起在史诗结尾处的天幕上出现的时候，舞台上也出现了世界五大洲人民并肩携手、奋勇向前的动人场面。
（五）
《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的一次重要的文艺实践。在这次富有成果的实践过程中，周总理一直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体会毛主席提出的创作原则，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鼓励我们在创作和表演上充分发挥创造性，认真进行创新，努力提高质量，不要怕麻烦、怕困难。周总理说：革命就不怕麻烦，这是人民的事业。他说：史诗要有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又说，现在创作上有不少框框，我们要打破。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30年代有框框，解放后十几年了也有框框。如果被这些框框框住，怎么能搞好史诗《东方红》？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排演工作，周总理便以山东厅里陈列的一幅山东丝绣毛主席手书诗词为例，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字，写得好，绣得也很好，以前只听说湘绣、苏绣，原来鲁绣也有独到之处。这幅鲁绣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每次看都是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有些人写主席的诗词，字体很古板，很难看，成了框框，不活，不能传播主席的思想感情。还有些人把主席书写的诗词拆开，改成横排，那简直是对书法美的破坏。聆听着周总理对艺术美的生动阐述，使我们信心满怀，勇气倍增。
在提倡敢于标新立异，打破各种框框的同时，周总理又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想，他非常支持和欣赏在《东方红》这部史诗中，大量选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和革命民歌。他说：那些产生于革命风暴中的歌曲和民歌，不仅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历史的考验，有的至今还在传唱，这是人民群众批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采用？关于《游击队之歌》的取舍，当时有过不同的意见，先加了上去，后又拿下来，犹豫难决。周总理是同意采用这首歌的。有一次我们加了上去，请周总理来看排练。他说：又加上了，很好，陈老总（指陈毅同志）也觉得没有这首歌太可惜了。针对这个问题，周总理又谆谆教导我们：对过去革命年代的作品，包括30年代的文艺，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过具体的分析，肯定了革命的方面，批评了消极的方面。有些是历史事实，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历史。我们在《东方红》这部作品中不就吸收了30年代的好歌曲吗？周总理还说：程派唱腔在表现现代题材的京剧中也被采用了，并且有了发展，原因是有些戏剧的内容需要这种比较悲愤幽怨的调子。程腔都用了，革命歌曲《游击队之歌》更可以肯定下来，这个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啊！有的同志认为这首歌轻快活泼，不能表现革命战争的艰苦壮烈。周总理说：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刚也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由于我们党的斗争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是丰富的。周总理一再提醒我们，创作这样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作品，一定要注意艺术特色，注意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周总理认为：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周总理对百花齐放原则的精辟论述，活跃了大家的思想，调动了艺术创作的积极性，使大家能大胆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如伴奏乐队采用了民族乐队、管弦管队及混合乐队等多种形式来表达音乐内容），使这部史诗在艺术上做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周总理在文艺内容方面，要求是严格的，见解是精辟的。同时，对待具体问题又是实事求是的。当大家经过努力，做出了成绩以后，他总是热情地给予肯定。周总理说：《东方红》在舞台上树立了一个音乐舞蹈革命化的旗帜。但是这部作品仍然存在着缺点，比如遵义会议一场，虽然正确地表现了政治内容，但还不能说已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这部作品在舞台上定稿以后，即将进入电影拍摄的阶段。周总理对参加电影片摄制工作的同志说，我们对电影《东方红》要求很高，但不想求全，那样就拍不成了。舞台上的《东方红》就是带着缺点演出的，将来电影也可以带着缺点放映。百分之百的好是不会有的，所谓“彻底”、“完全”都是比较而言的，革命要不断地前进，认识也总是不断提高的。
（本文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世纪行》一书）
